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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抗战中军统刺杀汉奸战果卓著自身亦损失1.8万人 [打印本页]

作者: linda 时间: 2017-3-29 23:20 标题: 抗战中军统刺杀汉奸战果卓著自身亦损失1.8万人

网易军事《谈兵》系列
军统在抗战中之一：锄奸！戴老板的制裁
军统，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长期以来人们所了解的大多是军统如何残害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就是杀人魔窟的印象。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期间，军统也全力投入了对日斗争，暗杀了很多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汉奸，有力打击了卖国投降的气焰，振奋了军民的抗战信心，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图1：反映抗战锄奸的影视作品剧照

暗杀张敬尧：拉开锄奸战的大幕
张敬尧，北洋军阀皖系的骨干将领，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先后担任过陆军第七师师长、护国军第二路军司令、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督办、察哈尔都统和湖南省督军，北洋系失败后，不甘心就此失去往日的权势，逐渐和日本特务机关拉上了关系，一心准备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

图2：北洋军阀张敬尧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和长城沿线各关隘，华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张敬尧受日军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奉天（也就是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少将的委派，秘密潜入北平（今北京）联络旧部和亲日分子，准备在平津响应日军的进攻，积极策划搞个华北版的伪满洲国。
因此，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此时戴笠的特务机关还只是复兴社特务处，对外的公开单位名称是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真正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要到1938年才正式成立——接到了军委会除掉张敬尧的指令，戴笠立即命令在北平的特务处华北特派员郑介民亲自督战，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全部力量，在一周之内务必除掉张敬尧。
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才刚刚成立，此时的北平站成立还不到三个月，总共才只有5个人，从站长陈恭澍开始全都是新手菜鸟，而且没有专门的行动人员。所以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也赶来协助，王天木是复兴社特务处创建时期的骨干，也就是后来所谓军统“十人团”之一，称得上是老手，而且也很熟悉北平情况，所以他的协助至关重要。

图3：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后来成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

王天木和陈恭澍分析，张敬尧在北平最可能的落脚点是日本使馆和六国饭店，这两处都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日本使馆就不用多说了，可以得到日本的直接庇护，但要开展秘密活动不大方便，所以六国饭店的可能性更大。六国饭店是由英国人于1900年建造的，主要为当时各国公使、官员及上层人士住宿、餐饮、娱乐，逐渐成为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因为地处使馆区，中国政府鞭长莫及，所以也成了很多军政大员落魄之后的避难场所，对张敬尧来说自然是最合适的落脚点。

图4：在北平享有盛名的六国饭店

于是，王天木和陈恭澍首先就对六国饭店进行侦察，结果巧遇北平著名的应元泰西服店掌柜，王天木和应掌柜相识就攀谈起来，就在这原本完全出于礼貌的客套中，应掌柜提到他来六国饭店就是给张敬尧来量体定制西服的！无意之间就得到了最想要的情况，于是王天木马上去六国饭店开了间房间，进行就近侦察。由于北平站没有行动人员，原来负责情报的白世维就自告奋勇担任行动人员。
王天木、白世维住进六国饭店二楼的一间房间，经过向茶房（也就是今天的服务员）打听，才了解到张敬尧在三楼包下了四五间房间，身边有五六个副官卫士，白天人来人往很难下手，晚上又经常更换房间，无法确定到底睡哪一间，所以要想干掉张敬尧，困难还是很大。王天木本来想在三楼开个房间，以便更近距离观察监视，但三楼已经没有空房间了，而二楼的房间离楼梯很远，进出很不方便，于是王天木带着白世维就在二楼到处看看，想换间位置更理想的房间。突然看到一间房间窗户开着，里面一人坐在床沿，王天木一眼认出正是张敬尧！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白世维见王天木停下脚步并向房间里看去，也向房内看去，就听到王天木小声说“就是他！”白世维立即掏出手枪，对着张敬尧就是三枪！随后两人就毫无阻拦走出饭店，北平站送他们来的车就在门口，比事先有计划的还要配合精准，两人上车后立即撤离。张敬尧随后被送到医院但终因伤重而死，而随着张敬尧被杀，日本成立华北版伪满洲国的企图也落空了。

图5：刺杀张敬尧的杀手白世维

后来成为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总结到，这次行动是“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在陈恭澍后来十年的特工经历中，曾指挥过200多次行动，再没有如此完美的行动了。
暗杀殷汝耕：传奇的虎口脱险
殷汝耕，早年公费留日，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曾任护法政府驻日特派员、奉系郭松龄军外交处长、蒋介石总司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兼蒋介石的日语翻译以及外交部驻日特派员、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交通部航政司长，并参与通日本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1933年11月担任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11月，日本制造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出任主席，公然叛国投敌，冀东地区22个县、以及唐山、塘沽、大沽、秦皇岛和察哈尔的3个县脱离国民政府的管辖，成为继伪满洲国之后第二个在日军操纵下的伪政权。

图6：成立冀东伪政权的殷汝耕

因此国民政府以叛国罪明令通缉殷汝耕，戴笠随即命令特务处北平区布置对殷汝耕的制裁。但殷汝耕身边警卫森严，特务处多次侦察，发现很难下手。于是由戴笠亲自安排了一位神秘的美女特工，就连负责和她单线联系和提供后援的北平区书记毛万里也只知道她的化名“尚小姐”，其他一概不知。这位神秘的“尚小姐”和殷汝耕关系非同一般，能够随意出入殷汝耕的住所，但要直接采取暗杀行动，尚小姐显然无法胜任，于是她策反了殷汝耕身边的一名副官，并向副官提供了毒药。但到了最后关头，副官不但没敢下手，反而告发了尚小姐，尚小姐因此被殷汝耕交给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为了挖出尚小姐背后的主使人，将她押解到日军宪兵队设在北平崇文门外一处民居中的秘密机关进行审讯。
日军对尚小姐连日进行审讯，尚小姐借口有病来应付审讯，因为这是日军宪兵的秘密机关，不可能请医生来，所以日军宪兵就给尚小姐安眠药了事。胆大心细的尚小姐马上就想到了脱险的计划，尽管在日军宪兵监视下，尚小姐还是偷偷积攒下了一些安眠药。然后乘看守她的宪兵只有一个人的机会，就找机会和看守宪兵聊天，再提议喝酒助兴，在杯盏交错之际将安眠药下到酒里，等到看守呼呼入睡，就迅速逃出——简直比电影剧本还要惊心动魄。
尽管暗杀不成，但特务处并没有就此放弃。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特务处的策反下，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于7月28日率部反正，捣毁日军在通州的机关，杀死了500多日本顾问、官兵和侨民，并逮捕了殷汝耕。但起义的保安队在撤向北平的途中遭遇日军主力，起义部队被打散，殷汝耕也乘乱脱逃。日军认为殷汝耕和通州事变脱不了关系，因此一度将殷汝耕关押审查。汪精卫成立伪政权后，殷汝耕出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于1947年12月执行枪决。
暗杀王克敏：功败垂成的狙杀
王克敏，清末举人，曾任清国留学生监督、清国驻日使馆参赞。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长。1935年华北地区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出任委员。1937年8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随即准备在华北沦陷区建立伪政权。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找到王克敏，王克敏欣然同意。本来华北伪政府准备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认为这表示南京国民政权灭亡，紧接着成立华北伪政权，就具有了替代的意义，于是12月14日，王克敏就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恢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并自任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图7：成立北平伪政府的王克敏

华北伪政权的成立，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怒。1938年2月，蒋介石就命令戴笠除掉王克敏。当时特务处在北平没有行动组，因此戴笠把刺杀王克敏的任务交给了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命令后，陈恭澍立即率天津行动组的人员赶到北平，和北平站站长毛万里一起策划暗杀计划。通过调查，发现王克敏平时警卫严密，只有每个星期二下午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东城区宪兵队所在地和喜多诚一见面，这时通常只有两辆汽车，六七名保镖随行，警卫相对比较薄弱。随后陈恭澍又仔细侦察了煤渣胡同附近地形，确定了在煤渣胡同进行狙杀行动。
1938年3月28日，星期二，下午2时许，陈恭澍带行动组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陈恭澍负责指挥，下达行动命令，行动组长王文率6名队员分为两组，主攻组负责袭击王克敏坐车，掩护组则负责对付随行的警卫车和可能赶来增援的日军宪兵。

图8：今天的煤渣胡同

几分钟后，王克敏的坐车驶来，正要减速转弯进入胡同，同时让警卫车超前，就在这时，陈恭澍发出了行动的暗号，主攻组的4名队员立即向王克敏坐车后排猛烈开火，看到后排座椅上的人应声倒下，警卫车上的保镖还没来得及下车还击，更不要说胡同里的日本宪兵队来得及有什么反应，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陈恭澍就下令撤退了。
计划周密行动顺利，但王克敏却逃过一劫，因为枪声一响，和王克敏同在后座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首先中弹，他随即扑倒在王克敏身上，随后的子弹全部打在山本荣治的身上，就这样，山本荣治成了王克敏的肉盾和替死鬼。
主攻组成员蓝子春在撤退时腿部负伤，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加上伤势不重，他竟然没有察觉，结果日军循着血迹一路追踪，将他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逮捕，不久两人即被日军杀害。
1940年3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入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王克敏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上王克敏归汪精卫管辖，但事实上仍然自成体系。后来王克敏又出任汪伪政府内务总署督办、伪中央政治委员等要职。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王克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5年12月25日于狱中自杀。
暗杀汪精卫：阴差阳错还是另有隐情
汪精卫，早年公费留日，后来参加同盟会，还曾经刺杀过清朝摄政王载沣。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1925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山舰事件”后，被迫辞职。1927年4月复出，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但在9月又通电下野。1931年5月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抗。1931年，蒋汪议和，广州政府取消，汪精卫随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图9：头号大汉奸的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身为当时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兼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从重庆出走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2月，蒋介石派出与汪精卫素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规劝汪精卫迷途知返，遭到汪精卫的拒绝。因此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一切党内职务，并命令戴笠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前往南京组建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
军统虽然在河内有情报人员，但力量薄弱，难以承担刺杀汪精卫这样的重大行动，因此戴笠立即挑选精兵强将赶赴河内。其中既有军统的老牌特工岑家焯和余乐醒，他们两人都是军统训练班的资深教官，也有陈恭澍这样富有暗杀行动经验的高手和擅长轻功的武术教官唐英杰，戴笠甚至连自己的贴身警卫王鲁翘也派了过来，总共18人无一不是军统的精英人物，后来就有人戏称“河内刺汪十八罗汉”，在军统的历次行动中，从未调集过实力如此强悍的行动组。
陈恭澍经过侦察和调查发现，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都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送去的，于是就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个注入了毒药的面包，再由行动人员化装成送面包的外卖小哥送去，但这样一来就耽搁了时间，面包送到时，汪精卫已经吃过了早餐，面包就原封不动退回。

图10：汪精卫在河内的寓所

一天，行动组获悉汪精卫找修理工修理浴室水龙头，陈恭澍便派行动组扣下修理工，再由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前去修理水龙头，同时在浴室里放置了毒气罐。不料，修理工刚走不久，汪精卫一名侍从走进浴室，觉得气味有异，赶紧打开门窗通气，同时彻底检查浴室，发现了毒气罐，第二次行动也失败了。
几天后，陈恭澍又获悉汪精卫要外出旅游，就立刻布置暗杀行动，埋伏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不料汪精卫半途突然折返，陈恭澍只好调头追赶，结果在市区街头被横穿过来的电车阻挡，没能追上。
行动接连失败，时间却在一天天流逝，陈恭澍不得已只好策划强攻。1939年3月20日晚，陈恭澍驾车带着6名行动组成员来到汪精卫寓所后门，陈恭澍守在车上，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4人越墙而入，另外2人在屋外望风警戒。4人进入院子的动静把汪宅的人惊动了，但汪精卫的侍卫在越南无法携带武器，所以无法拦截。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北屋主卧的房门连撞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是屋里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透过这个破洞，王鲁翘看见床上有人躺着，于是把枪伸进破洞对准床上就连开数枪。王鲁翘认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立即撤出。汪精卫的寓所是河内的高档住宅区，住着不少达官显贵，因此周边警戒比较严，听到枪声后很快就有大队军警赶来，陈恭澍不顾余鉴声、张逢义、郑邦国三人还没有撤出就赶紧驾车逃离，因此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获释。
而在主卧里被打死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据说是因为曾仲鸣的妻子方君壁刚巧来河内探亲，汪精卫就把主卧让给了曾仲鸣，这才逃过一劫。
但实际上汪精卫住的是高朗街25号和27号打通的联体楼房，两套房屋的一楼和二楼都是客厅、饭厅，住着亲戚、司机、卫士、厨师等随从，27号三楼临街的前房，因为家具最齐整，开始是作为会客室，曾仲鸣夫妇来了就住了这间。而25号的三楼临街前房才是汪精卫夫妇的卧室，而且从搬来河内之后，汪精卫夫妇就一直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换过。陈恭澍对汪精卫寓所监视多日，怎么可能连这点都没搞清楚？还有，根据陈恭澍和王鲁翘的回忆，当时最多只打了五六枪，但曾仲鸣身上中弹就不下十数发，方君璧也都挨了四枪，明显不符。再有如此重大的行动失手，按照军统严苛的家法，作为行动指挥的陈恭澍必然要受到重罚，但他回去后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也是令人极为不解的。所以，一直有人认为此次河内刺汪很可能另有隐情。

图11：汪精卫在河内寓所的平面示意图

1939年4月，汪精卫由日本特务秘密护抵达上海﹐开始著手组织伪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伪国民政权，汪精卫担任政府主席，由此也成了中国的头号大汉奸。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疗旧伤时去世。
军统的锄奸清单
抗战期间，军统除了对张敬尧、殷汝耕、王克敏和汪精卫这样的顶级大汉奸进行过刺杀，还对形形色色的中小汉奸也都进行过严厉的制裁，有的是军统直接派出行动人员进行暗杀，有的则是军统策反目标人物的身边人来进行刺杀，比较经典的有以下四次：
第一件刺杀唐绍仪。1938年夏，日本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方针，日军“对华特别委员会”机关长著名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开始物色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的政治人物，来担任伪政府首脑，他首先看中了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和唐绍仪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军统迅速掌握了这一动向，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就决定对唐绍仪实行制裁，但是唐绍仪寓所防卫森严，外有租界巡捕日夜守卫，内有多名保镖，唐绍仪更是深居简出，难以下手。
唐绍仪的故交谢志磐被军统吸收为内线，他提供了唐绍仪酷爱收藏古玩，往往亲自接待古董商人的线索，军统上海行动总队长赵理君便以此精心策划了暗示计划。先由谢志磐带着军统特工冒充古董商进入唐家，以推销古董的名义上门探路，了解唐家的情况后，谎称还有更好的古董约定再次登门。1938年9月30日，赵理君扮作古董商，带着扮作伙计的特工王兴国、李阿大前往唐府。他们将一柄小钢斧藏入带去的宋瓷花瓶中，由谢志磐带路顺利进入唐家客厅。当仆人上楼请唐绍仪时，赵理君迅速将客厅各处的火柴藏起来，李阿大则将小钢斧取出藏在身上。唐绍仪下楼后招呼仆人敬烟倒茶，但都找不到火柴，仆人只好去储藏室拿火柴，赵理君便请唐绍仪鉴赏文物，就在唐绍仪低头端详古董之际，李阿大转到他身后，举起斧头砍向唐绍仪，唐绍仪未出一声，便一头栽倒在地。赵理君见刺杀得手便带着李阿大等人出门，自己走在最后，在客厅门口时还假意向里面打招呼“不必送了”，接着关上客厅门从容离去，门外的保镖、仆人丝毫没有疑心。赵理君一行人上了外面一直等候的汽车后，就迅速开车撤离。仆人回到客厅，见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大声呼喊，等保镖出门追赶，汽车早就开得无影无踪。

图12：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

事发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蒋介石没有掌握唐绍仪投敌的确切证据就将其杀害。蒋介石为了遮人耳目，就颁布了《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还发去唁电，发放治丧费5000元，同时散布说唐绍仪是因为不肯出山当汉奸而被日伪特务暗杀，并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
第二件刺杀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1938年，梁鸿志在南京正式成立伪维新政府，陈箓出任伪外交部长，积极策动梁鸿志和王克敏两个汉奸政权合流。因此，蒋介石命令军统制裁陈箓。陈箓在上海的寓所位于愚园路668弄25号，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门口设有警卫岗亭，常年派两名保镖值守。

图13：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

1939年2月19日，农历大年初一，陈箓在上海家中和家人一起过春节。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刘戈青率7名行动队员冒雨走进愚园路688弄，首先将缴了门口保镖的枪，留2个人扮作保镖继续站岗，刘戈青带着其余5个人进入陈家，先到厨房，派2个人看住厨房里的厨师仆人，然后从厨房冲进客厅。此时客厅里灯光通亮，丰盛的晚餐还摆在桌上。陈箓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刘戈青对准陈箓就连开数枪，同时对客厅里的其他人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说完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扔在陈箓身上。陈箓儿子陈友涛在楼上，听到枪声出来，和保镖一起向楼下射击。刘戈青一边还击，一边率领队员撤退，冲出门外就迅速分头撤离，陈友涛不知刺客有多少人，没敢追出。等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案电话赶到时，连人影都没见到。陈箓身中数弹还没送到医院就死了，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竞相刊载：“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

图14：除掉陈箓的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刘戈青

第三件刺杀张啸林，张啸林是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上海沦陷后张啸林便投靠日本，出任伪“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并即将出任伪浙江省省长。因此，军统决定实施制裁，但两次刺杀行动都未成功，反而让张啸林大大加强了防范，雇用多名保镖日夜守卫，轻易不出门。最后军统成功策反了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的朋友、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鸿来访，林怀部故意与张啸林的司机吵架，声音传到楼上，张啸林大怒，从楼上打开窗户责骂林怀部，林怀部早有好准备，一见张啸林探头出来，拔枪就射，正中张啸林的头部，林怀部随即持枪冲上楼，对倒在血泊中的张啸林再补上一枪，还顺手一枪打死了在一旁吓得呆若木鸡的吴鸿。随后他扔下枪，大叫一人做事一人当，束手被抓，被法租界判刑15年，直到抗战胜利后获释。

图15：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第四件刺杀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傅筱庵树敌众多，此前也多次遭遇暗杀，因此傅筱庵一向非常注重安全警卫，傅家位于虹口区祥德路上，这是日租界，周围驻有大量的日本军警，而且傅家还有专门的警卫队，可谓戒备森严。于是军统策反了跟随傅筱庵多年身边的老仆人朱升源。朱升源提出事成之后能得到5万元奖金，并且表示自己将待机行事，无需帮助。1940年10月10日晚，傅筱庵出外应酬，直到11日凌晨才回到家，而后就在卧室休息。朱升源见时机已到，便走进卧室，用事先准备好的斧头对着傅筱庵连砍三斧，将他当场砍死。随后朱升源从后门骑自行车从容离去。军统如约将5万元奖金交付朱升源，并安排他离开上海，前往大后方。这次行动是军统锄奸战中声威卓著的一次，当时有关报道说：“全国人民闻之，无不欣然称快。”对于卖国投敌的汉奸也是极大的震慑，大汉奸周佛海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斧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心寒。”

图16：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

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被军统刺杀的汉奸还有：
顾馨一，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
陆伯鸿，伪上海市民协会委员、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
范罡，伪上海特区法院院长；
周凤歧，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
余大雄，文化汉奸、《晶报》社长；
王竹林，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委员兼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
何缵，伪杭州市长；
李国杰，李鸿章孙子、轮船招商局董事长、即将在伪维新政府出任交通部长；
程海涛，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代理督察长，暗中投靠日伪；
季云卿，青帮大流氓、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师傅，暗中投靠日伪；
何天风，汪伪特工总部第3厅长兼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兼第1路司令；
陈明楚，汪伪特工总部第1处处长；
钱人龙，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室主任；
俞叶封，青帮大流氓，跟随张啸林投靠日本；
张若柏，伪湖北省财政厅长；
唐炳炎，伪湖北高等法院院长；
穆时英，文化汉奸，伪《文汇报》筹备时期社长、《国民新闻》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
吴菊痴，文化汉奸，《新民报》社长、总编辑；
俞大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
戴秉清，伪中江实业银行总经理；
杨辉庭，伪汉口社会局长；
季翔卿，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
余玠，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
黄大伟，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
谭书奎，伪杭州市长；
陈耀祖，伪广东省保安司令、广东省长、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广州市市长；
曹炳生，法租界捕房督察处长，与汪伪特工总部关系密切；
任保安，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
杨福源，伪上海市民协会委员；
周文瑞，伪上海财政局局长；
谢叔锐，伪清乡委员会署长；
徐宝光，伪开封维持会长兼开封联防司令；

赵刚义，汪伪特工总部第1大队长；
袁岘公，汪伪检察院委员；
……
军统也在这一系列的锄奸行动中损失包括外围人员（如抗日杀奸团）在内总共约4.5万人，也有损失高达8万人的说法，在整个抗战期间，军统正式在编人员4.8万人，其中就有1.8万人牺牲，战损率达到了37.5%，超过了盟军对德国战略轰炸的空勤人员战损率，可见牺牲之惨重。作为擅长暗杀袭击的特务机关，军统在抗战中更是将暗杀作为惩处汉奸的重要手段来运用，极大震慑了卖国投敌的汉奸，鼓舞了民众的抗战信心，这些贡献，不应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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